文/小丽
张勋（-），字少（绍）轩，号松寿老人，江西奉新人，先后任江南提督、两江总督、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等职。年7月，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拥戴清廷复辟，几天后，被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击败。撇开政治原因、意识形态和个人偏见，还有教科书上的所谓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复辟不得人心、人民唾骂等原因，从军事角度看，张勋从迈出复辟的第一步起，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一
军事理念的落后
若说张勋不善于带兵打仗，显然小看他了。他曾经参加过中法战争，镇压过义和团，追随过苏元春、袁世凯，南征北战打过很多硬仗，也是靠军功一步一步晋升为高级将领。尤其是在镇压二次革命期间，张勋以60岁高龄出征，仍然能带兵击败革命党，靠实力挤掉冯国璋，升任江苏都督。
张勋的部队原为清朝的江防营，投奔袁世凯后，改名为武卫前军，年，又改编为定武军，他的部队禁止士兵剪掉辫子，带有明显的复古色彩。
在清末民初的军事改革浪潮中，由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等兵种混合编组的合成师旅，成为军队建制的主流，并学习西式军队的训练和作战方法。
旧式军队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巡防营统领张作霖、冯德麟、吴俊升等人，都抓住机遇改编为新式陆军。然而，张勋的部队拒绝改革，保留着巡防营的编制，以营为基本单位，分为七路（相当于旅），鼎盛时期有六十余营，大部分是步兵、骑兵，炮兵和工兵等兵种很少。
这一时期，视野开阔的军事首领纷纷组建独立的骑兵团（旅）、炮兵团（旅）、工兵营（团），甚至发展空军，加强多兵种协同作战能力。定武军的编制体制和作战模式还停留在19世纪，已经远远落在后面。改编为定武军，还是看到和他一样的老古董倪嗣冲的武卫右军改编为安武军后作出的改变。
新式军队的军官，大多毕业于军事院校，受到过正式、系统的教育，同一部队中，很多是同学关系，有着共同的价值观，更利于内部团结。在北洋军的陆军师旅中，大多都有军歌、精神讲话、军营文化，吴佩孚亲自作词的第三师军歌《满江红》，就是经典的爱国诗篇；冯玉祥注重提高士兵的精神和认识，为部队编写《精神书》，分为道德精神、爱国精神、军纪精神、革命精神，他的部队要上课、唱歌、喊口号，还有军官训话、牧师讲道、政工宣传，军队的凝聚力很强。
张勋的部队没有系统的教育活动，官兵的思想倾向取决于首领，忠于他个人、复辟清廷就是他的信仰和目标，平时只有临时性、非正式的教育活动，比如，打胜仗后给予必要的物资和精神奖励。这一点，定武军不但与北洋新军有差距，更比不上后期的国民党军队。
在战场上，火炮和机关枪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作战方式，对密集队形冲锋的步兵、骑兵的杀伤力很大，但是必须大量集中使用才能体现战果。新式军队的陆军师，辖一个炮兵团，火炮54门，混成旅辖一个炮兵营，编制火炮18门，炮的种类多为75毫米野炮、山炮，每个步兵团，都有直属机关枪连。由于价格昂贵、军工生产和后勤保障能力有限，很少有首领能够大量拥有火炮和机关枪。有资料统计，年初，全国只有门小炮和46门重炮，年，全国机枪只有挺。
张勋的部队火炮、机关枪严重不足，在胡平生《丁巳复辟的开场与收场》记载中，防守南河沿、正阳门、东华门的机关枪8挺，防守天安门的机关枪数挺、火炮1门，防守永定门的火炮1门，防守丰台的山炮6门、机关枪7挺。在西安门、东华门，定武军的机关枪让十倍于己的讨逆军吃尽了苦头，多次进攻受阻。假如定武军的火炮、机关枪再多一些，士兵操作再娴熟一些，讨逆军不知道要牺牲多少士兵的生命。
二
部队组织纪律性差
袁世凯组建新建陆军时，张勋和姜桂题等人一样，是旧派军人的领袖，他们的部队和湘淮军一脉相承。袁世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依靠他们团结老一辈军人。
袁世凯特别强调军队的纪律，制定了《斩律十八条》，临阵逃脱、拉帮结派、惑乱军心、聚集闹事等行为，按律当斩。袁世凯有一套森严的军法军纪，《募兵告示》中，抢劫百姓、强奸民女、沿途逃亡等，一经抓获，斩首示众。
张勋的心思都在忠于皇帝身上，没有学到袁世凯的思想精髓。他的部队烧杀抢掠是一把好手，骚扰百姓无所不能，但是在阵地攻防战方面，显然还不够专业。拉尔夫尔鲍威尔在《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中，毫不客气地说，“他们对百姓的威慑力量比对于敌人的更大”。
张勋为了让士兵为他卖命，允许士兵抢劫，与电影《投名状》中的情景很像，“进苏城，抢钱、抢粮、抢娘们”。士兵在战争中发了财，回家过日子的小农思想抬头，纷纷不辞而别。因此，张勋的部队，打胜仗越多，士兵开小差越多。
冯玉祥教育官兵要爱护百姓，百姓就是自己的父母兄弟相邻亲戚，他作的《爱百姓歌》，官兵成天歌唱。即使冯玉祥吃了败仗，部队被打散，官兵很快就能重新聚集到他的麾下。
阎锡山的部队设有军官教导团，又有军人法政讲习所、军政研究会、军人讲演会、军人洗心社、自省堂。各营官兵须补习国民教育，以两年为期，毕业后学习普通学科及军事知识。各旅团注重体育锻炼，教员教士兵球类运动。这些活动，对凝聚部队军心士气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吴佩孚、冯玉祥对中高级军官管理非常严格，打击酗酒抽烟、嫖娼赌博，监督发军饷，减少了军队中的腐败行为，并且能与士兵保持密切联系，避免了高级将领与基层官兵的脱节。他们手下的高级将领，包括韩复渠、彭寿莘、刁鸿图等人，都很清正廉洁、生活简朴。
张勋对身边人的约束有限，他的主要助手刘廷琛、张镇芳、雷振春、万绳栻等，都是一群庸碌无为的人，一旦遇到危机便作鸟兽散。比如，参谋长万绳栻，复辟前十分活跃，非常轻视段祺瑞，当讨逆军来势汹汹，他却找借口溜之大吉。张勋倚为股肱的康有为，看到风向不对，像当年戊戌政变时的表现一样，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张勋的一个统领李辅廷，追随辫帅多年，当讨逆军的出价更高时，他便按兵不动，把恩人张勋卖了个好价钱。
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讨逆檄文中指出，“辫兵横行京邑，骚扰闾阎，复广募胡匪游痞，授以枪械，布满四门，陷京师于糜烂”。曹汝霖在回忆录中提到，天津谣言甚多，有说辫子兵纪律很坏，抢掠百姓，段祺瑞不放心，让他到北京慰问各国使团，避免过于刺激欧美列强。也有传言说，辫子兵在北京期间，坐车、看戏、购物、嫖娼等，都不付钱，还亮出脑后的辫子，蛮横地说辫子就是钱。
留守徐州的定武军，听说张勋在北京战败的消息后，在驻地大肆抢劫破坏。比如，第五十三营、五十四营、六十二营，马队第一、二、三营哗变，在城外放火抢劫。时报称，“徐州城外一片焦土、车站、邮局俱焚”。海州、蚌埠、当涂等地的定武军，也都出现哗变。
军纪败坏到这种地步，难怪定武军在战斗中基本上是一触即溃。在主战场天坛战斗中，只打了四个小时，定武军便顶不住了，向讨逆军乞降，他们的投降条件很简单，每人发放三个月军饷。
三
军事实力的优劣转换
张勋的定武军有六十余营，兵力在2.5万人左右（一种说法3万人），这一规模比副总统兼江苏督军冯国璋多出一倍，放眼全国，曹锟、张作霖也望尘莫及，这是张勋迷信军事力量的原因。
随张勋北上的定武军有十营，步兵八营、炮兵一营、卫队一营，兵力人至余人的说法不一，还有随从人员多人。根据张勋的统领苏锡麟的回忆，他统领步兵两营、炮兵一营、卫队一营，兵力只有人左右，按照这个实力推算，张勋的最大兵力不超过人，这个数字也可能高估了，去掉吃空饷，估计只有人左右。
张勋原计划让奉天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带兵入关相助，当然还包括张作霖。但是冯德麟在和张作霖的权力角逐中败北，投靠张勋另谋出路是万不得已，只带了贴身卫队余人进京，这部分兵力可以忽略不计。
张勋之所以带这点儿兵力进京调停大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的矛盾，当然不是头脑发热。进京前，张勋牵头召开徐州会议，段祺瑞的幕僚徐树铮和曾毓隽、安徽省长倪嗣冲、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督军赵倜、福建督军李厚基，以及副总统冯国璋、直隶督军曹锟、奉天督军张作霖的代表，都参加了会议，表示拥护张勋推翻黎元洪，但是对于复辟清廷，大多骑墙观望。
初入北京时，张勋派人联络京津地区有名望的士绅和军事指挥官。比如，王士珍、胡嗣瑷、朱家宝、陆锦和一批清朝遗老为复辟事业四处奔走。驻北苑的第一师（师长蔡成勋）、驻南苑的第十一师（师长张永成）、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驻西苑的第十三师（师长李进才/刘金标）、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近畿第一混成旅（旅长张锡元）、第二混成旅（旅长吴长植）、驻廊坊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杨桂堂，原旅长冯玉祥调任练军统领）、步军统领江朝宗，都情愿或不情愿地集合到张勋的麾下，警察总监吴炳湘在张勋的胁迫下也屈服了。除了第十二师齐装满员，多数部队实力只有编制的一半左右，即便如此，这支部队的规模仍然强大。
奉天督军张作霖对张勋的封赏谢了恩，但是仍在观望。
驻保定的第三师师长曹锟一直不表态，因为张勋封他为直隶巡抚，没有达到他的期望值。当时的曹锟，地位远在冯国璋、段祺瑞、张勋之下，和靳云鹏、张怀芝、李纯、王占元、赵倜等人处于同一起跑线。瑜寿《八日儿皇帝》记载，雷振春说到曹锟，“卖大布的熬上了抚台，还有什么不乐意的？”
反观下台的总理段祺瑞，陷入了有将无兵的尴尬处境，他所能指挥的人，只有徐树铮、傅良佐、吴光新、靳云鹏、贾德耀、段芝贵等几员大将和梁启超、叶恭绰等幕僚。《八日儿皇帝》描述更为形象，万绳栻道：“现在只剩下一个段祺瑞了，他自己一个兵也没有，他狠个×巴！”
段祺瑞此时并没有闲着，借助张勋推翻黎元洪的目的已经达到，他积极动员支持者对付张勋，组织讨逆大军。驻天津马厂的第八师，师长李长泰和他有同学交情，很快取得了李长泰的支持。段祺瑞答应加强曹锟在直隶的地位，第三师在保定紧急动员向北京进军。驻廊坊的第十六混成旅时任旅长杨桂堂威望远不及冯玉祥，段祺瑞派贾德耀、陈文运联络冯玉祥，让他官复原职，冯玉祥随即倒向了讨逆军。附逆的直隶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在讨逆军的压迫下，赶紧撤下龙旗，换上五色旗。吴炳湘身在张营心在段，秘密向段祺瑞通风报信，还担负起劝降张勋部下的重任。
7月3日，段祺瑞正式通电，出兵讨伐张勋。讨逆军迅速攻下了卢沟桥、黄村等地，定武军战斗力不堪一击，向北京城溃退。
当看到讨逆军声势浩大后，那些附逆的师旅长们，看准风向见风使舵，迅速和张勋划清界限。第十一师师长张永成、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第一时间表态追随段祺瑞，调转枪口进攻定武军。
近畿第二混成旅旅长吴长植、田友望等部，在经过一番“思想引导”后，临阵倒戈，向定武军开炮，毙伤多人。
当定武军节节败退时，第一师、第十三师、第二十师、京畿第一混成旅，纷纷倒向讨逆军，调转枪口围攻定武军，生怕错过表现机会，连一向谨慎的山西督军阎锡山，也派兵加入讨逆军。
此时的讨逆军分三路，东路军司令段芝贵，西路军司令曹锟，中路军司令陈光远，兵力约5.6万余人，拥有火炮70余门，机关枪80挺，实力上完全碾压定武军。
此时，各省讨伐张勋的通电铺天盖地，地方实力派都纷纷表明立场，集合部队准备进京。
张勋的厄运还不止于此，根据苏锡麟的回忆，定武军的高级军官遭遇了糖衣炮弹的进攻。另一名统领李辅廷在天坛决战前被收买，张勋召集他来开会，李辅廷不听调遣。只剩下苏锡麟的部队在苦苦支撑，讨逆军开出的条件很有诱惑力，只要他背叛张勋，按兵不动，提升他为实缺镇守使，部队扩编为混成旅，赠送十万现洋。然而钱不能买到一切，尤其是忠心，苏锡麟拒绝了这张空头支票，经过一番苦战，在得知张勋已经安全逃离后，集合队伍投降了。
四
军事部署的不当
早在镇压辛亥革命时，张勋就显现出了作战指挥、担当能力不足的缺陷。他把最精良和最忠诚的部队留在坚固城墙保护的城内，而派出多名士兵去抵挡对手的进攻，其中大多是新兵，这些可怜的部队被无情地击败了。
牺牲别人的利益为自己做嫁衣，独占胜利果实，精致的利己主义，是张勋的一贯作风。部署京畿地区防御时，丰台、廊坊一带的防卫，由吴长植的第二混成旅和杨桂堂的第十六混成旅负责，自己的部队却躲进北京城的坚固防御工事。这样的作风，不可能得到其他军事指挥官的拥护，毕竟别人都想分享果实，而不是替他打仗、死人、内耗。
张勋北上前夕，康有为告诫张勋注意事项，徐州的兵共计3万，调1万进京，1万守济南、德州之间，控制津浦铁路，留1万在徐州，再调冯德麟的第二十八师入关，控制京奉铁路。
应该说康有为考虑的很周全，铁路对军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运兵必须靠铁路运输，部队从徐州步行至北京，不知道走到猴年马月。张勋带兵进京自不必说，有黎元洪和段祺瑞的许可，但是让1万名士兵守卫在济南、德州之间，要得到山东督军张怀芝的同意。大兵压境之下，定武军是去保护交通线，还是抢夺山东地盘，那就不好说了，不等进北京，张勋和张怀芝就得闹掰。此时的冯德麟在张作霖的压迫下，逐渐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权，这一因素不清楚康有为是否考虑到。
铁路控制在交通系手里，叶恭绰是段祺瑞的人，战斗还没打响，徐州附近车站的空车皮全被调走了，进京和留守徐州、海州、蚌埠一带的定武军首尾不能相顾，只能被各个击破。
北京城在军事上是死地，易攻难守，历史上除了明朝于谦能以优势兵力抵挡骑兵为主的瓦剌大军，金国、崇祯帝、李自成、大清国，都守不住，别说张勋的那三四千人，就是几万人也抓不住防守重点，最好的防守地点在北京外围的保定、廊坊、天津等地，这些地方，恰恰被张勋忽视了。
张勋的兵本来就少，还带了两个太太，六个小孩，一群乳娘，他把办事处设在北京南河沿公馆里，动用了不少兵力、兵器保护自己的家。
定武军收缩防线，在北京城固守待援。当张勋电令徐州调兵北上增援时，两个大头目徐州镇守使张文生、海州镇守使白宝山，决定抛弃张勋，尤其是得知张勋在廊坊、万庄战败的消息后，中上层军官主降不主战，下级官兵要求出战，但是山东督军拒绝定武军借道通过鲁境，彻底断了张勋的念头。
张文生、白宝山为了个人前途着想，积极向冯国璋、段祺瑞、倪嗣冲等人靠拢示好，愿意接受改编。至此，定武军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