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盛世与世界第一城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维余。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唐太宗李世民用一首《帝京篇》，以其君临天下的豪迈雄壮气魄，挥洒写意的笔触，描摹了大唐都城长安的盛景与气派。
大唐都城长安的前身，是隋代宇文恺所主持修建的大兴城。
根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说：“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
即参照周易象数理论，比照乾符六爻，进行的都城总体布局设计。
长安外郭城的位置和范围，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考古发掘中已被探明。
根据《隋书》、《唐六典》、《长安志》、《长安志图》、《唐两京城坊考》等史书的记载：
长安城范围：“东西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长十五里一百七十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
唐代所用的里程，大程步为一里，小程步为一里；大尺是12寸，小尺是10寸。
而长安城所用的就是大程里和大尺，经过折算，外郭城墙的总长度有36公里左右。
在1年前，这无疑是一件举世无双的宏伟工程。
唐高宗即位后，大唐国势逐步强盛，经济实力也不断提高，长安原有的低矮城墙不仅有碍观瞻，也无法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
因此对长安城墙进行大规模修缮和加高势在必行。
唐高宗永徽五年（），为了突显大唐的强盛，对长安外郭城增修两次。
唐玄宗时期，也对长安城进行了大规模增修。
经过数次大规模修建后，到开元年间，长安外郭城墙高度达到5米左右。
从长安城的整体布局上来看，这座城市改变了中国自春秋以来，宫城位置在外郭城一隅，官民混杂的布局。
为了突出皇权与中央政府威权，将宫城置于城市中央，并在宫城之南修建中央衙署与禁军机构的皇城。
长安城中宫城与皇城的全新格局，突破了以往都城仅有内城外郭的传统格局。
宫城在都城的北部正中，是帝王所居；
皇城在宫城南部，集中了所有中央官署办公机构；
纵横交错的路网把外郭城划分为个坊，其中设置了居民区和市场区。
长安城在整体布局上，是严格的中轴对称。
如外郭地区，以东西中央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东西两大区各自划分为55坊加一市。
皇城地区，以东西中央的承天门南北大街为中轴线。
外郭城地区各设东西向14街与南北向11街，极端平直，“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有”。
为了增强帝都治安，长安实行了严格的夜禁制度。
宫城和皇城各门，郭城门以及坊市之门，根据在直通郭城门的6条大街上设立的街鼓，每日定时启闭：夕阳西下，首先是承天门上暮鼓敲动，然后六街之上，街鼓紧随其动，擂动八百声，各门遂闭，行人禁行，所谓“六街鼓尽行人歇，九衢茫茫空对月”。
夜禁之后，有骑兵巡街，武卒巡查，各城门坊角，都设有武侯铺，有5到名军士把守，因为公事或者由疾病的人，必须持有府县“文牒”才能出行。
宫城是全城设计的核心。
长安城中共有三处宫殿群：
太极宫继承了隋朝旧制，位于全城南北中轴线最北端，布设在都城北部正中“九二”高坡偏南的最高处，内有殿、阁、亭、馆30多所，建筑韵律庄重严整，有威严的气势。
太极殿巍峨高大，甘露殿“月宇临丹地，云窗网碧纱”，凌烟阁“画阁凌虚构，遥瞻在九天。
丹楹崇壮丽，素壁绘勋贤”，北面正门玄武门“城高凤楼耸，场迥兽侯新”。
四面共有城门10座，南面正门承天门上建有高大的楼观，横街是一个开阔宏大的广场，唐玄宗常游宴于此。
衙署是都城的行政中心，当然以紧靠宫城最为适宜，因此皇城被安排位于宫城正南的“九三”高坡之上。
在太极宫的东北方向，位于“北据高原，南望爽恺”之地的是大明宫。
最初名为大安宫，是唐太宗李世民为了安置退位的太上皇李渊所建，在高宗时期开始大规模修建，体现了高宗加强皇权内廷势力，削弱外朝的意图。
每逢元朔朝会，来朝者仰望玉座，如同置身霄汉，有一种拔地而起上接云霄的气魄。
大明宫通过地势的崇高、规模的宏大、环境的肃穆，将皇权至尊的观念实体化。
为了解决这座宏大都市皇廷贵族和普通百姓的生活用水，隋唐两代王朝在修建长安城的同时，充分利用了“八水绕长安”这一丰富的水源条件，从长安的东南西三面修建渠道，引水入城。
以太极宫为中心，整个长安城布局如同棋盘一样，街道纵横交错，诗人白居易在《登观音台望城》中，用“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诗句概括了长安城的格局。
随着城市功能性分区的产生，长安出现了坊（居住区）与市（商业区）分隔发展的格局。
长安的“市”分为东市和西市，是当时全国贸易中心，这里邸店林立，汇聚了全国的商贾。
市中“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周围坊里也住着不少外商，从而使大唐长安城成为一个国际性贸易市场。
其中以中亚与波斯（伊朗）、大食（今阿拉伯）的“胡商”最多。
大唐长安称因此是公元7、8世纪时，世界第一的国际性大都会。
全盛时期长安城中大约有万的总人口，其中各国商人和旅居长安的外国人大约占到总数的2%左右，仅是在长安的西域各国使者就有多人。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卡林顿·古德里奇因此在《中国人民简史》中感叹：“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世界性格的都城，内中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达旦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平共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明的对照。”
长安城既是大唐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唐代精英阶层豪迈自信、积极乐观的情怀寄托与具体体现。
岑参的“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亁”，刘禹锡的“春明门外即天涯”，或者骆宾王的“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复道斜通鳷鹊观，交衢直指凤凰台”，都体现了盛世长安从一座具象城池向盛唐精神文化符号的过渡与升华。
“天宝以后，长安景象，日渐衰耗”，安史之乱的发生终结了唐王朝中期的繁荣景象，地方藩镇割据也让李唐中央政府地位不断衰落，导致这座壮丽的都城开始频繁遭遇战乱民变的蹂躏之灾。
最终，公元年正月，身兼宣武、宣义、太平、护国四镇节度使的朱全忠，在击败盘踞凤翔的李茂贞后，强迫唐昭宗朝廷与百姓迁都洛阳，将长安宫室、官署与民居全部拆毁，所得建材沿渭河漂流送走，这是身为六朝都城的长安城遭受的最大浩劫。
此后五代宋金元历朝历代，长安失去了中国大一统帝国首都和经济中心的地位。
青砖灰瓦包覆的西北重镇——明清时代
明洪武二年，徐达率领北伐大军攻破元大都后，带领大军，渡过黄河，攻占关中，于三月六日攻占了这座已经在历史长河中退居二线的古都，并改名为西安府。
西安府从此成为明朝在西北最重要的区域中心与军事重镇，是大明军队向西北出击，扫荡蒙元残余势力的首要基地，也是刚兴起的大明王朝治理西北的行政中心。
为了巩固西北边防，朱元璋封次子朱樉为秦王，驻守西安，作为藩王之首，有天下第一藩封之称。
宋元旧城狭小破旧，难以容纳明朝军队，因此西安府的扩建势在必行。
于是朱元璋下令“秦用陕西台治”，即秦王府城依托奉元城东北一隅的陕西诸道行御史台旧址扩建西安城。
这项浩大的工程历时8年，直至洪武十一年（），朱樉就藩于西安，才完成扩建工程。
不仅如此，由于龙首原整体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向东北拓展，更有利于城防。
这次扩建一扫宋元时代西安城池的狭小局促，奠定了明清时期西安成为西北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坚实基础，使得一部分明清西安城一直保留到今日。
作为军事重镇的明代西安城，他的防御体系非常完备坚固，在今天依旧让人叹为观止。
在西安城墙四角，各有一座高出城墙约2米的角台，突出墙体11米，沿着城墙外壁，每隔米就有一座伸出墙体的敌台，每个相邻敌台之间构成的空间，可以让守军利用弓箭、弩、掷枪、或者小型火器对进犯的敌人实施三面攻击。
西安城的四座城门均为三重三楼建制，由里到外分别为大城（主城墙）、瓮城、月城，以及分别建于其上的正楼、箭楼、闸楼。
年，清军入关后的第二年，攻克了西安这座西北军事重镇，在前明疆域内，最早两处拥有八旗驻防的城市就是西安与江宁。
而雍正帝之前，清朝八旗驻防地中设有将军一职的，除了西安，只有盛京、江宁、广州、杭州等九地，足见西安战略政治位置的重要性。
为了安置驻防八旗兵丁和他们的家眷，从顺治六年开始，清朝朝廷就在西安城东北修建“满城”，作为其集中屯驻八旗将士的驻地。
根据雍正年间编修的《八旗通志初集》，满城的规模占据了大城面积的40%，约为4.7平方公里，驻扎兵力是全国最多的，所驻守满汉八旗官兵多达人，大部分为骑兵。
明清时期，西安虽然已经失去了全国性首都和经济中心地位，但身兼省城府城，它的城市规模除了北京、南京外，没有其他城市可以与之相比。
到了嘉庆年间，坊间不再有坊墙间隔，但设栅栏与栅门，街巷交错，其中包括由官府或士绅出资兴修，由条石铺砌的官街及泥土小巷，东西向条，南北向83条，而拐形街道只有21条，深刻体现了西安城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方城正街”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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