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蒋旦萍孙小琪世纪杂志
蒋旦萍/口述原南京军区三局副政委
孙小琪/撰稿曾任《现代家庭》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年年末，按照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决定，我和上海泉漳中学的4位同学一起，假装成回乡探亲的兄弟姐妹，经过10天路途辗转，终于穿过敌占区，进入根据地。当时苏北根据地已经连成一大片，我们经过海安、安丰、东台，到达目的地——苏北盐城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五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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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身穿军装的蒋旦萍
物质匮乏、精神富足的抗大生活
我们抵达第五分校，在招待所住了下来。当时我们是多么兴奋啊！记得元旦当天，五分校的有关领导给我们介绍了抗大的基本情况，又给我们发放了军衣、军帽、绑带等，还有一条不足两斤重的薄棉被。我身材瘦小，穿上那套又长又大的灰粗布棉衣，衣服大得拖到我的腿弯那个地方。当时队列科的领导看我的表格登记中有“共产党员”几个字，就笑着对我说：“你还是个小布尔什维克！”我被分配在二大队六队（也就是连），我们大队三个队，全部住在盐城的一个庙里，那庙很大。
抗大五分校那时刚刚建立，坐落在盐城城内靠近城墙的一个大宅院内。校部门前有一条小河，通过小桥才能进入大门。大门上端是一块陈毅校长手书的横匾——“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五分校”。大门两侧是青灰色的围墙，分别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醒目的白色大字。校门口站着持枪的哨兵，显得十分庄严肃穆。校部院内除了校直机关外，还住有女生大队，近旁就是全校会操用的大操场。
因为处在敌后，物资供应困难，抗大的生活十分艰苦，也很紧张。每天5:40吹起床号，不准点灯，我们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打好绑带，着装整齐，6点钟准时到达操场。记得那个时候的伙食标准，是三钱盐，三钱油，饭大体上能吃饱。因为油的标准低，一般都是菜烧熟后才加一点油。一个班12个人，1盆烧青菜，为了使饭量大的同志不致吃到后来没饭吃，班里约法三章：第一碗饭吃白饭，第二碗饭再吃菜，第三碗饭才准用菜汤泡饭吃。吃饭规定是吃干饭6分钟，吃稀饭10分钟。每月大致能吃上一次红烧肉。由于平时油水少，猛然油量大增，因而每次吃了红烧肉后拉肚子的人很多。猪是哪来的呢？是用我们厕所里的大粪和当地群众换的。每月一般都能发上一点津贴费，官兵差距很小，抽烟的同志就买点黄烟丝，不抽烟的如不需修补鞋袜，就买点花生、瓜子吃。睡的是地铺稻草，用城墙砖围一下，但是内务搞得非常整齐划一。由于卫生条件差，又缺乏替换的内衣，几乎每人都生了虱子，当时还美称为“革命虫”。还有不少同志长了疥疮。
虽然物质生活艰苦，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十分丰富充实的，人与人之间有着最真挚的关系，“同志”是崇高的称呼。每天黎明，城墙上的军号声一响，就宣告了一天活动的开始。接着，到处是出操的口令声、歌唱声交织在一起。那时，连队每周至少教唱一支歌，吃饭和上课前都要站队唱歌。每月都要召开一次文娱晚会，看自编自演的小节目，表扬好人好事。有时全校或全军的文娱活动，就在我们抗大的大礼堂举行。这个所谓的大礼堂，实际上就是一个用当地的很简陋的材料建起来的大棚子，墙壁就是用秫秸秆子、毛竹加上泥巴和石灰糊上的。里面的座位都是拿城墙砖砌起来的，是一个草顶泥墙、能容纳千把人的大草棚，有一次刮台风把屋顶都刮掉了。每次开大会都十分热闹，队伍从四面八方涌来，礼堂周围摆满了卖花生、鸡蛋的小摊子，灯火点点。礼堂内汽油灯照得通明，气氛活跃，啦啦队的呼叫声和歌唱声此起彼伏。那时拉唱歌，上至军长下至学员、士兵，真是一律平等。陈毅同志就曾多次被拉上台唱歌，大家特别欢迎他用法语唱的《马赛曲》。演出的节目丰富多彩，大都是配合形势战斗性较强的小节目，也有具有相当规模的大戏，如鲁艺演出的《重庆交响乐》《罪与罚》《黄河大合唱》《扬子江暴风雨》《怒吼吧长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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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大遗址之一真武庙，剩下的大殿
抗大每期学习时间为半年，除去行军作战外，实际学习时间大概4个月。学习的内容，有政治常识、中国革命运动史、统一战线、民运工作、政治工作等。同时还学习条例、条令、游击战术，以及制式教练、投弹、劈刺等，因此学习是相当紧张的。每人发有一个小板凳，捆在背包上，皮带上挂着一个铅皮茶杯，吃饭的筷子就插在腿上的绑带里，这样随时都可以行军，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上课，到处都是课堂。一般上午上几节课，下午上几节课，晚上大家围坐在地铺上，借着一盏小油灯的光，开学习讨论会或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党的组织尚未公开，党支部大会和党小组会都是秘密召开的，我在抗大学习期间，党组织活动都是这样进行的。一百多人的连队才十来个党员，党的会议内容，除总结工作外，主要是布置发展党员的工作，研究如何保证完成学习任务、反扫荡、行军作战中的党员模范作用和防止逃亡等。那时会议很少，每次会议都十分简明。
我所经历的大轰炸、皖南事变和反扫荡
我到抗大的第十一天，就遇上了日寇飞机的大轰炸。那一天轰炸时间很长，把我们所住的大庙好多地方都炸尽了，一片瓦砾，但部队无人伤亡。
就在飞机炸过没几天，我们得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已于年1月6日发生了。我第一次听到陈毅同志的长篇讲话。他慷慨陈词，历数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打内战的罪行，提出我军今后的方针和任务。他的讲话使大家义愤填膺，情绪非常激动，纷纷摘下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帽徽，摔到地上。我在国统区时，还有所谓“正统”思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我参加了游行庆祝。我也参加过庆祝蒋介石50大寿的募捐活动，全国学校为蒋介石募捐了一架飞机。皖南事变血淋淋的现实教育了我，对国民党排除异己、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面目，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不久，新的新四军军部成立，陈毅同志任代军长，刘少奇同志任政委，华中抗日根据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一次反“扫荡”好像是在年的5月。抗大都离开了盐城，这是我第一次行军，大概走了有四五十里路。因为党员都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一路上我还作了一些宣传工作，帮助了一些同志。我那时16岁，体力有限，到了宿营的地方，弄好睡觉的地铺以后，很快就躺了下来。后来我们的政治教员袁牧华同志来看我，把我背到澡堂里洗了个澡。他告诉我，行军以后，别的事情可以不做，脚一定要洗，洗过脚可以消除疲劳，第二天就可以急速走动，不然的话，第二天就走不动了。这件事和我学到的关于行军的知识，更让我进一步体会到革命队伍中的相互关心和相互爱护，也帮助我后来能适应经常行军的艰苦生活。
日寇飞机的第二次大轰炸，是在年的秋天。在这之前，情报方面已经有消息：日寇又一次的“大扫荡”就要开始了，“扫荡”的目标就是新四军军部，因此军部已经提前离开了盐城，新四军军部的所在地由我们队进驻。军部所在地，就在盐城登灜河大桥的边上。那一天，我正在登灜河里头游泳，突然飞机来了。我趴在河滩上，看到飞机投弹，前后大概有半个多小时。当时飞机轰炸肯定是来炸军部的，因为军部已经离开，我们连进驻了。这次轰炸，除了炸毁一些房屋以外，我们没有什么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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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时任安徽省知青办主任的蒋旦萍（军装者）和知青们在安徽农村合影
几天以后，我们也离开了盐城。记得在盐城的海边，我们还遭受了一次袭击，打了一仗。那一次，幸好我已经学会了游泳，敌人袭击的时候，我们连队都撤到了一条河的对面。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以后，我们迂回包围了敌人，抓了几个伪军俘虏。这次“大扫荡”以后，我们抗大就进驻到当时的东坎镇，就是现在的江苏省滨海县所在地，在那里住了两三个月时间。
日寇对苏北的最大一次“扫荡”，是在年的12月。当时日本军队就出动了一万多人。为了粉碎这一次“大扫荡”，新四军军部决定离开盐阜区，转移到了津浦路东淮南地区的盱眙县境内。那个地方在苏皖交界的盱眙和天长之间，是比较贫瘠的地区，用水也很困难。抗战爆发以后，日寇还没有到过那个地区，但盱眙县城驻有日本军队。因为是在淮河以南，大家称之为淮南。我们到达淮南的时候，正值当地大灾荒，粮食歉收，老百姓就是靠豆饼及野生的荠菜、盖菜（大叶子芥菜）煮一煮，糊在一起充饥。
完稿于年6月28日
（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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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世纪》杂志年第6期
原标题：《《世纪》杂志
影响我一生的抗大学习和敌后整风》